這項權利如果沒有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就不會受到損害；用妳所有的力量去保護它並不是不公正的。如果說只有在國家範圍內才有刑法，這就不錯了。整個刑事處理權是基於現有的法律。
現行法律規定了在某人犯罪之前對該行為的懲罰，而懲罰作為恐嚇犯罪者的反動機，在重量上會超過該行為的所有動機。這種現行法律應被視為得到該國所有公民的認可和承認。
所以現行的法律是以契約為基礎的，所有的國家成員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履行這個契約的義務，也就是說他既有施加懲罰的義務，也有被懲罰的義務。因此，強制處罰是合理的。
在個別場合，懲罰是把法律當作契約來履行。法律的唯壹目的是恐嚇人們不要侵犯他人的權利，因為人們只有團結成壹個國家，才能使每個人都避免遭受不公正，進而放棄做不公正的事，承擔起維護國家的責任。
因此，法律及其執行的原則，即懲罰處理，是著眼於未來而不是過去。這就是懲罰和報復的區別。報復的動機是落在已經發生的事情上，就是把過去的事情當做過去。
所有為了回應不公正而給別人造成痛苦，沒有任何未來目的的行為，都是為了個人利益的報復，為了看到別人痛苦，安慰自己的痛苦。這種行為是敵對和殘忍的，沒有任何道德理由為其辯護。
別人對我不公，並不意味著我有權對他不公。以怨報怨，不為別的，是不道德的，也是不理智的。將報復權作為刑事處置權的最後壹個獨立原則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康德的理論把懲罰看成是單純的報復和為報復而報復，這是錯誤的，沒有根據的。
刑罰的目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刑法的目的，是為了恐嚇人們不去犯罪，這是壹個不言而喻的真理。其目的是為了將來，這使得懲罰不同於報復；而只有為了法律的效力，刑罰的執行才有這個目的。
只有這樣，懲罰才能說是不可或缺的，法律才能起到震懾人們不去犯罪的作用，這才是法律的目的。在這壹點上，康德主義者可能會反駁說，這不是把被懲罰的罪犯作為壹種手段。
所有的康德主義者都不厭其煩地重復這句話:“我們只能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這聽起來很有意義，對於只想背壹個公式，不想深入思考的人來說，可能非常合適；但只要深入分析，就能發現這種說法非常空洞，不明確，並沒有直接表達康德的本意。
無論如何，如果用了這句話，就得加上特別的說明，給出具體的規定和限制。這種籠統的方式，說明不了什麽，還是有問題的。壹個依法被判死刑的殺人犯只能作為工具，法律有權這樣做。
這是因為他破壞了國家的主要目的，即公共安全。法律不生效，公共安全就不存在。所以，兇手的生命現在必須成為法律生效的工具，才能成為恢復公共安全的工具，為了履行國家契約，法律也完全有權利把他當作這樣的工具。
兇手曾經是公民，他也參與了國家契約。根據合同，為了享受自己的生命安全、自由和財產，也為了大家的安全，他已經拿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作抵押。現在因為他違約，法律沒收了這個抵押。
這樣，我們在國家中看到壹種工具，這是用理性武裝起來的利己主義，以避免對自己的惡行；所以每個人都來促進所有人的福祉，因為也有他的壹份。
如果國家能夠完全實現自己的目標，集中人民的力量，逐步征服自然為自己服務，最終消除各種災難，就有可能出現壹個理想的天國。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國家要實現這個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根本上說，很多惡行無法存在，所以很多痛苦無法消除；即使痛苦已經消除，那些空虛無聊也會乘虛而入，占領所有的地盤。
另外，個人之間的糾紛，國家不可能完全消除:小糾紛停了，大糾紛又會出現。壹個國家內部的爭端就算解決了，國家之間的爭端又會突然起來。
最後，如果這些問題都通過人類幾千年積累的智慧來解決，還有壹個問題:這個星球上會出現大量的人口過剩，而由此造成的可怕後果只能通過大膽的想象來估計。
-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
本文摘自《叔本華自述》(黃仲景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