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于1961年5月颁布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和《步兵战斗条令》，1963年5月颁布了《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和《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1962年以后，各军兵种依据《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制定的《空军战斗条令》、《海军战斗条令》以及炮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军兵种战斗条令也相继颁布。这些条令的颁布，为全军平时训练、战备和战时作战提供了依据。

刘伯承元帅译校外军条令

研究军事学术和搞好军事翻译工作的入口处在哪里？被誉为“军事翻译家”的刘伯承元帅认为，应该从条令入手。他把条令看作是过去作战经验的结晶，是未来战争制胜的指南。因此，在他的翻译生涯中费精力最多的就是翻译条令。

1930年至1931年初，刘伯承参加和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1933年在反“围剿”的紧张斗争中，他又摘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中关于“对空防御动作”一节、《苏联红军野外作战条令》中的游击队动作部分，选译了《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在红军长征途中，他一直珍藏着长达300余页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1935年八、九月间，他又续译了这部教令的剩余部分，将它奉献给红军官兵。

1938年12月，苏联红军颁布了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为吸取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战胜日本侵略者，刘伯承与左权合作翻译了这部条令。他在翻译和介绍苏联红军战斗条令时，特别注意弄清这些条令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从中体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思想和研究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作战经验，并且紧密结合我军建设和作战的实际，精心撰写“前言”、“后记”、“附言”。引导大家从我军作战的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这些条令。

新中国建立后，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工作非常繁忙，仍然亲自校译条令。尤其感人的是在1953年夏天，他利用到大连休假重新校译《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这本条令军训部已经翻译出版，并依据条令的内容编写了教材，已经用于教学。但刘帅对校译稿不够满意，他说：“条令是军事学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译得十分准确，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不能有丝毫差错。”当时他已61岁，仅有的一只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着放大镜逐段逐句推敲修改，20多万字的译稿他修改了三遍。第一遍用墨汁改，第二遍用蓝墨水改，第三遍用红墨水修改定稿。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他严格要求，精心组织下，付印的条令做到了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符号。

刘帅不仅热心翻译、介绍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而且非常关心我军自己的条令建设，严格、认真地贯彻执行我军条令。1951年初，军事学院成立时，准备举行阅兵，有些同志认为没有必要，刘帅等领导同志坚决依据正规化的要求，认真组织了阅兵。当时适逢我军新修订的《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和新编写的《队列条令（草案）》发到军事学院，军委委托刘帅组织军事学院全体干部、教员和学员对条令进行修改。刘帅认真组织大家修改这三部条令。条令颁发后刘帅又带领全院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很快在学院建立了正规的生活秩序和教学秩序，促进了军事学院的正规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