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谈《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

1951年国庆，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碑奠基地点，陈列了三个模型：一个是五分之一缩小的大模型，另两个是有坡顶及有群像的小模型。图为五分之一缩尺的大模型。（资料图片）

1950年底，我自美国留学归国，1951年初即随梁思成先生参加一些会议和工作，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其中的一项。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197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20周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介绍文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成就——纪念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二十周年》，原文刊于《建筑学报》1978年第2期），时隔35年，仍然感到有事要说，可谓“近史钩沉”。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政协会议闭幕后，毛主席在夜色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由于较为匆忙，未顾及整个广场的布局，待到深化设计时发现奠基的位置离天安门和旗杆太近，当时还在酝酿碑身加高，如此就更会觉得空间局促。梁先生告诉我他曾向彭真汇报：要不要向主席请示往南挪？彭说主席那么忙，你们要怎么挪就怎么挪吧。后来经过数次方案设计，最终由北京市规划局的赵冬日同志敲定放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这个位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合适的，即处于中轴线上略微偏南的位置上，为建国十周年规划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选址留有余地，使得这三个建筑物与天安门之间形成菱形关系，不同的位置都有非常好的视角。

碑身的朝向也曾进行过调整，毛主席题字的一面是正面，按照中国传统，要朝向南方，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发现，主要的人流是从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观众多集中在广场的北部，这样就看不到碑的正面，在天安门广场有大型纪念活动时更是这样，因此决定一反传统，调转方向，正面面对北面的天安门。当时，巨大的碑心石已经运至工地南头，而天安门广场原千步廊的长墙尚未拆除（直至国庆十周年期间广场才扩大），因而空间局促，要想把这样长的一块巨石再从南向北转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最终还是想尽办法实现了。这一举措对后来广场的扩建，特别是毛主席纪念堂的面向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纪念碑的设计方案虽已选定，但仍在不断地推敲改进，在我印象中重要的有若干次变动，例如：原方案中曾设计从纪念碑内部通过电梯直达顶层，向四周瞭望，纪念碑下还有检阅台，内部有陈列室，后来这些都取消了，仅以“纪念碑”为主。我记得当时郑振铎先生曾多次到梁思成先生家，***同讨论设计方案的改动，可惜后来郑先生遭遇空难逝世，梁先生失去了一位***同议事的知音。

纪念碑的建筑细部也经过精细的处理，并博采众长，可谓有古有今，有中有西。台座顺应中轴线，东西短，南北长，继承了中国传统台基的惯用手法。碑身在三分之一处略有收分，使得纪念碑更挺拔、有力，这是吸收西方古典柱式的做法。在纪念碑的纹样设计上，还有些设计者希望要新颖，林徽因先生则着眼于花纹饱满，认为这样显得有精神，尽管林先生的草图未被完全采用，但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先生去世后，梁先生为她设计墓地，被批准将她的一幅图稿试刻，安放在墓碑前。

碑身的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设计时是预先代拟的，后来由毛主席信手题写在大信纸上，很洒脱，经过精心放大和修饰，最终镌刻在石碑上。纪念碑的背面是周恩来总理题写的政协赞文，字数较多，由于他平时工作繁忙，难以静心书写，因而特别抽出一两天时间住在北戴河，写了两个稿子供选用。碑身的文字镌刻完成之后，要进行鎏金，再用放大镜检查有无“砂眼”，最后再用玛瑙普遍细致地磨一遍，确定没有瑕疵，以防日后因雨水的侵蚀而变质。这也足见当时发挥了艺匠的传统工艺，施工认真、精细。 雕塑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雕塑的内容经由范文澜先生领导的小组认真推敲，并由中央审定，包括八个题材、十块浮雕，分别是焚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及解放全国（支援前线—胜利渡江—欢迎人民解放军）。由画家勾画草稿，征询意见。最初设计的画面上曾出现洪秀全、林则徐等知名人物，还包括一些当时仍然健在的领袖人物，将来在碑前摆放花圈就非常不恰当，于是转而着力表现群体。现在看来这一决策非常重要，如果用了某个人做了雕塑的主角，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许就会遭遇麻烦。

八个题材的雕塑是由八位精选出来的雕塑家来完成的，他们都是老一代的有声望的雕塑家。其中包括王临乙先生，早在1943年我尚在大学读书时，就在重庆参观过他的创作“大禹治水”；刘开渠先生负责最长的一段，即“解放中国”，其他还有曾竹韶、滑田友、傅天仇等。曾竹韶老兼为雕塑、音乐大家，德高望重，2012年3月12日刚刚辞世，长寿104岁。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专门盖了一座临时工棚，作为雕塑家工作室，早期的创作见解已成过去，大家***同进入理性的思维，互相观摩讨论，在风格上取得协调。在创作过程中，除了借鉴西方纪念碑的典范，还结队赴西安、洛阳龙门石窟等地参观鉴赏中国古代的雕刻遗产，并将一些雕刻精品复制下来，观摩学习，现藏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昭陵四骏”复本，便是那时得来的。

雕塑的实际镌刻，有赖于相当数量的“艺匠”去完成。这类人才难得，最后遴选出一位琉璃厂做假古董的高手，由他授徒培养，那时做了一些放置在台上的毛主席像作为练习，梁先生家还获赠了一座。这批“艺匠”后来成为北京雕塑工厂的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碑建设过程中，梁先生病了，就由我和莫宗江先生代表他参加薛子正秘书长召开的不定时的工作会议。一、两次会后，莫先生对会议内容不感兴趣并不再去，就由我代表参会。最初，我的主要任务是和雕塑家联系，讨论一些设计细则，不时去参观他们的创作，增长了我对雕塑艺术的修养，终身受益，同时我也与雕塑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刘开渠先生邀请我参加城市雕塑委员会，其实渊源于此。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谋划之初希望能够尽快完成，当时百废待兴，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推进。但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并没有急躁，在设计和建造的各个环节中，都注重质量、精益求精，历时九年方毕其功。在营建过程中也一直存在争议，在建筑界，基于新古典主义与现代建筑思潮的不同学术观点一直隐隐存在，例如有人批评它太一般、陈旧，这未免难得公允，如前文所述，纪念碑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艰难的探索和创造过程。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之后，有些其他纪念碑加以模仿，如井冈山纪念碑。百家争鸣对学术、对建筑创作是必要的，一时难于下结论，允许充分争鸣，但是有些建设是有时间性的，不能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对于一些具有原则性的问题，在决策后就“定于一是”，这也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纪念碑的基本方案确定之后，设计也一直在改进中，从战略原则到具体实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进。事实证明，这一系列的改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事后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试想如果当时采用了高台基加三个门洞的方案，一个高台基堵在广场的中央，那么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就难于取得现有的效果。

当然，“定于一是”也不能过早，在设计尚未成熟时就匆忙作决定，这难免会造成遗憾。例如，碑顶的方案当时分歧很大，梁思成先生原本的意图是用中国传统的碑顶形式，借鉴了嵩阳书院碑、北海的琼岛春阴等传统碑额，并加以创造，但是一般的反映都认为太古。后来梁先生病了，直到病愈，未再过问纪念碑的事，在刘开渠的主持下，选用了小屋顶的庑殿式的方案，此过程中由阮志大具体设计，还包括梁先生未确定下来的花纹等。在纪念碑落成之后，对于碑顶仍颇有争议，1959年，吴晗副市长主持国庆工程审查时，特意请参会专家多留一天，提供碑顶改建方案，但最终也未作出满意的结果。我写此文时，遐想将纪念碑的碑顶设计为传统的碑额并辅以现实意义纹样，而不是盖上一个一般化的庑殿顶，可能会更加风度不凡。总之，“百家争鸣，定于一是”，直到整个设计过程的完结，这可以说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并蕴含着指挥的艺术。

此外，我还要特别缅怀该项目的卓越领导人薛子正同志。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彭真担任主任，但主要的工作是在薛子正（当时为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领导下一一具体落实的。如前所述，建筑家与雕塑家一时意见不同，薛子正特意将时任杭州市副市长的刘开渠调来，再未开大会，而是遇到问题开小规模的会来讨论解决，推进工作，在一些细部处理上他还曾邀请其他专家参与意见（如曾专门邀请杨廷宝先生来京讨论）。他作为领导非常认真，处事也很得体，既广泛吸收意见，又不乏个人的果断决策。薛子正是我回国后接触到的第一位领导干部，对于作为年轻学人的我非常爱护，我至今感念。薛子正为人爽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梁先生难免见解不一，进行辩论，但是他非常精心地，可以说无微不至地照顾梁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中，梁先生几乎已经失去了自由，一个晚上他专门去找薛子正，说：“彭真被划为黑帮，我想不通”。薛子正非常着急，劝梁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人都不要找，赶紧回去”。第二天，薛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文革后期，薛子正被释，杨廷宝、陈占祥和我都曾去探望过他。这件事是他告诉我的，革命友谊之深，实根源于***同的事业。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难得的精品，事隔55年，细细品味，气壮山河的时代巨浪，都凝聚在史诗般的建筑里，气象万千，今日思之仍激动不已，其中所蕴含的创作精神，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值得我们今天继续继承发扬，殷切希望中青年建筑工作者等能从中得到教益。

（吴良镛，1922年生于南京，著名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