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天，我和母亲悄悄离开上海，转道香港、沈阳，到达北京，并在那里定居。这时新中国刚成立，廖承志舅舅有让我们去苏联留学的动机，于是我和夏衍、廖梦醒的子女分头找教师抓紧补习功课，为出国做准备。这样，回到上海我与小马重又联络上了。按当时的习惯，也到了该考虑婚嫁的时候。好在我们两家隔邻而居多年，相互都是知根知底的，因此母亲和小马的父母都赞成我们今后的婚姻。母亲还表示她挺喜欢小马，要把她当作自己女儿看待。就这样，我们就趁机明确关系——订了婚。婚礼我们正在补习功课之际，廖承志又传来新的意见：让我们在国内读书。这样，我们得马上返回北京去考大学。由于已经订婚，又征得双方大人的同意，索性让小马也一起到北京去读书。这样，我们双双到了北京，小马继续读她的高中，我考进了辅仁大学，读的是社会学。那时母亲已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住在机关宿舍里。这是当年满清贵族住的地方，有一进进富丽堂皇的四合院，母亲和另三位副秘书长同住一个四合院，各人分得其中一大间。母亲一个人在那里的生活极其简单，除了早点自己解决，午、晚两餐都在食堂打饭。请了位女佣料理家务，但她也是“上班制”，过8小时才能来干活。我俩到了北京，也参与进这种简单的生活方法，只是将大房间做了些调整，当中挂个布帘，算是两间，母亲与小马住“一间”，我住另“一间”。令我至今难忘的是刚到北京时，母亲招待我们的那顿早餐。清早起来，她到伙房打一壶开水，将几个鸡蛋洗净，扔进水壶，开始“煮”；同时在炉子上烤馒头片。待馒头片烤香，又从壶中捞出鸡蛋来，每人分一、两个，就着馒头片吃。试想，一壶开水能有多少热量？因此这泡出来的鸡蛋，蛋黄倒像熟了，而蛋白仍跟鼻涕一般，透明地直往下淌。至于滋味更说不得了，反正怪怪的，分不清是香是腥。好在半年后，我们买了大石作的房子，这样的日子才告结束。有了自己的房子，母亲看看我俩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就张罗着要为我们完婚，为此小马父母也双双从上海赶来。结婚的准备完全“革命化”：买了一只衣柜放置衣物，又从上海运来旧铁架子的棕绷床，再有建人叔叔和顾均正夫妇合送的一只茶几和一只吊灯，这就是新房里的陈设。也不举行什么仪式，到民政部门领张结婚证书，用自己的相机拍了几张黑白照片，然后两亲家一道在家里吃了一顿较丰盛的饭。这结婚的过程就算完成了。这之前，岳母要为我们的婚事增添些喜气，特意在大栅栏绒线铺买了几朵红绒花，让我们这对新郎新娘佩戴起来。可我那时也已经满脑子新思想，将这玩意视之为“四旧”（按“文革”时的说法），趁她老人家不防，甩手扔进了炉灶，转眼就化作了烟尘，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啥也没说。岳父对北京的风味小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个儿出去，总到大栅栏的门框胡同吃“馅饼周”的羊肉锅饼和杂豆粥，他夸这家店的饼皮薄而馅多。有时还顺便带回同是那个胡同的“酱羊肉”给大家***尝。我们有时也陪着他一道出去，吃“都一处”的三鲜烧麦，喝信远斋的酸梅汤。不久我和小马的学习生活发生了变化。一是她高中毕业，考进了北大俄罗斯文学系。再是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我就读的辅仁大学取消，学生被分流出去。按我本人意愿想去清华，读我自小就迷恋的无线电专业。但我是调干生，组织上却要我去北大的物理系，理由是无线电与物理是相通的。之后才知道，这个系正另筹建一个系属于绝密单位，对外只叫代号“五四六信箱”（后来公开了，称“技术物理系”）。原来那时我们国家已在为研制“两弹”培养人才，为此北大、清华都设了这种系科，不过我去时，“技物系”的大楼刚刚落成，还是个空壳壳。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朱光亚和虞福春两位教授带领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干了起来。除了朱、虞两位教授，还有张至善和吴季兰（他们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随后又陆续调进来一些人，都是这方面的尖子，其中就有后来当了北大校长的陈佳洱（当时他还只是个助教）。现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夫人庆成瑞，那时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也调入我们这个系。因为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因此我那时的具体工作，是在张至善同志领导之下制作实验室的仪器和各种设备。因为外国绝对禁止向我们出口这类器材，我们只有自力更生一条路。为了完成任务，有时我得拿了二机部的介绍信到处跑，寻觅稀缺的材料。好在无论到哪里，也不管多高的保密级别，都能够敞开仓库大门，任凭我随意挑选，要啥给啥，决无二话。当时还曾听到一个传闻，说是钱三强教授有意调我去他主持的物理研究所。协商结果，本单位不予放行。要不然，我今后将是另一条生活道路了。北大之所以不肯让我走，大概与我当时的表现有关。我在前面说过，奇怪得很，到了北方之后，那一直折磨我的哮喘竟然无形中消失了。又正值青春年华，心里满怀革命理想，干劲十足，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并被吸收入党，那是1956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