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朝廷所需被启用的忠义老将张浚与史浩无个人恩怨

应朝廷所需被启用的忠义老将张浚与史浩无个人恩怨

一、高宗时，张浚即被启用抗金

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金军显南犯之势。

春，有旨自便，宋高宗放宽了对已贬往湖南零陵（今永州）的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张浚至潭州，闻钦宗崩，号恸不食，上疏请早定守战之策。

五月，完颜亮即位，积极地准备再次入侵南宋。同月金国以贺天申节为名派出使节，要求南宋朝廷将淮、汉地划割给金。面对金人的无理的要求，朝中围绕着与金是战还是和进行激烈的争议。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阻止用兵而陈退守避国策，中外妄传幸闽、蜀，劝说高宗退避福建、四川。侍御史陈俊卿就主张起用张浚并要求治张去为之罪以振作士气。皇子赵玮上书反对退守，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给皇子讲儒学的王府教授史浩（），力言皇子不能领兵，改请随高宗去建康。

十月，在宋金战争已开始的情况下，宋高宗起用张浚判潭州，复浚观文殿大学士。十一月，枢密使叶义问在镇江因不习军旅兵法失职和“倾护诸将几败事，还以官爵私其亲”被贬到饶州。时金骑充斥，王权兵溃，刘锜退归镇江，遂改命张浚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十二月，中书舍人参谋军事虞允文在采石大败金兵，金主完颜亮被杀。是年岁末，高宗同皇子一起北上建康（今江苏南京），象征性地完成“御驾亲征”的壮举。高宗视师建康，道毗陵时，叶颙赐对舟次，因言：“恢复莫先于将相，故相张浚久谪无恙仆散忠义简介，是天留以相陛下也。”

二、孝宗时，史浩主守、张浚主张收复两淮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高宗返回临安，立建王为皇太子，史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五月，下诏宣布决定禅位，正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眘。孝宗升史浩为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六月，举行禅位仪式，高宗退位，孝宗即位。二十日，孝宗召张浚入对，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赐坐降问，浚从容言：“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孝宗悚然曰：“当不忘公言。”

会天子新立，谓：“我家有不***戴天之仇，朕不及身图之，将谁任其责？”乃奋志于恢复。由是天下之锐于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时之宜，审天下之势，以为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祸，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尘，六宫之远役，境土未还，园陵未肃。此诚枕戈待旦、思报大耻之时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图远？矧内乏谋臣，外无名将，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而遽动干戈以攻大敌，能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朔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张浚老臣，岂其念不到此？而惑于幕下轻易之谋，眩于北人诳顺之语，未遑精思熟虑，决策万全，乃欲尝试为之，而徼幸其或成。臣窃以为未便。上皇亲睹祸乱，岂无报敌之志？当时以张、韩、刘、岳各领兵数十万，皆西北勇士，燕、冀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五六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地。今而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取全胜，岂不难哉！惟陛下少稽锐志，以为后图，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选良将，练精卒，备器械，积资粮。十年之后，事力既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

六月，孝宗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

七月八日特授张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破例进封魏国公。翰林学士史浩议欲城瓜州、采石。张浚谓不守两淮而守江干，是示敌以削弱，怠战守之气，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参知政事，浚所规画，浩必沮之。

九月被孝宗派往四川的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到蜀之后，与抗金名将吴磷同谋经略中原之计，并收复了陕西许多失地。

参知政事史浩（）力主割地求和，代为诏书说:“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十二月，史浩向孝宗进言:“官军进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顺。”右相史浩孝宗兵退四川，下诏吴磷放弃所复之地陕西三路。虞允文上疏反对，孝宗悔悟。下诏吴磷自定进止，为时已晚。吴磷在接到史浩前一诏书时，不敢违抗，已开始撤军，金兵追击，宋军失利，已收复的十三州尽皆失去，导致吴磷军在撤并途中损失惨重史浩是孝宗老师，对金主和，对孝宗锐意北伐持反对态度。完颜亮南侵时，吴磷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史浩草拟诏书，以孤军深入为理由，勒令吴磷撤退。川陕宣谕使虞允文极力反对，向孝宗陈说利害，孝宗后悔说：“史浩误我！”再次下诏要吴磷自己决定进止。吴磷接到前一个诏书，不敢违抗，被迫撤军。金兵追击，宋兵大溃败。原已收复的地，又被金朝夺去。史浩主张放弃两淮，固守江南，因张浚 *** ，才未实行。

是年岁末，金世宗立足已稳，做过与宋讲和的努力，但遭到拒绝，便派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的各路金军，扬言要攻取两淮，对南宋实行以战压和的政策。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兼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升为右相，左相为陈康伯。冬去春来，金军更加紧了南攻的准备，大将纥石烈志宁进兵灵壁（今属安徽）。张浚大兵屯驻盱眙、泗、濠等州，金兵不敢轻动。

三、史浩与孝宗、张浚的政见不一

隆兴元年三月，金纥石烈志宁送信给张浚，要求割让海、泗、唐、邓、商等已被宋朝收复的州郡，并增加入贡岁币，遭到张浚的拒绝。于是纥石烈志宁在边界调动兵力，宋金前线形势恶化，和战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时陈康伯为左相，史浩为右相，张浚为枢密使，朝中主流是恢复中原，但怎么恢复？朝中大臣各执其见。

四月间，孝宗召见张浚，问恢复的计划，张浚主张孝宗北上建康督战。张浚急图恢复，屡次上奏，欲取山东。史浩肯定张浚“大仇未复，决意用兵”的忠义之心，但反对急于用兵，张浚奏请御驾亲征仆散忠义简介，史浩向孝宗陈述三条理由以阻止：一曰：“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何以应付？二曰，若以“巡边犒师”之名，去岁曾有一次，州县供奉甚臣，朝廷自用缗线一千四百万，国库无以负担；三曰，若为“移跸”，则无行宫，陛下自行，万一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如何是好？张浚都督江淮兵马，开督府于建康准备北伐。史浩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之计。张浚认为：要筑城防应筑在淮河上的泗州。史浩提出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的主张。史浩说：“窃一传闻之言，多谓敌兵困于西北，不复顾山东。加以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师若至，可不劳而取。审如此说，则吊伐之兵，本不在众，偏师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万一未至……宿师于外，守备先虚。我犹知出兵山东，以牵制关陕，彼独不知警动两淮荆湘，以解山东之急耶？……山东去敌万里，彼虽不能守，未害其疆：两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没，则朝廷之忧，复如去岁！”史浩主张：先加强长江防线，整顿士卒，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伺机而动。

四月，孝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北伐的诏令。高宗闻讯，急召孝宗企图迫使他收回成命，孝宗沉默不语表示拒绝，指出：中原久陷，今不规复，其他豪杰必起而取之。史浩则针锋相对的反驳：若中原真有豪杰却不能亡金，正证明金人统治的稳固，未可贸然出兵。和战双方辩论多日，孝宗最终决定北伐。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鼓舞将士北伐。史浩又持异议，说“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张浚和史浩在殿上辩论，史浩反对恢复中原。张浚单独见孝宗，提出出兵渡江计划，得孝宗准许，不经三省，直接派兵出战。

史浩听说出兵，大怒说：“我是宰相，出兵不和我商量，还当什么宰相！”上书攻击张浚、陈康伯，并请求辞相。孝宗罢免史浩相位，出其知绍兴府。

张浚接到北伐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壁，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虹县（今安徽泗县）。李显忠原是陕西骁将，一家二百余口遭金军杀害，后辗转至临安，因力主抗金而被秦桧贬官削职，金主亮南侵时才被起用，被张浚视为干将。

五月，李显忠顺利攻克灵壁。孝宗以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邵宏渊攻虹县无功，位在李下，由此与李显忠不和。金兵纥石烈志宁部自睢阳反攻宿州，被李显忠打退。金军继续增兵，李、邵分兵夹攻，邵宏渊竟临阵按兵不动，对人说：“当此盛夏，摇着扇子还不凉快，怎么能在烈日下作战。”军官们见李、邵不和，各自奔逃。金兵攻至宿州城下，李显忠尽力抵御，叹息说：“如果各军合作，自城外掩袭，敌帅可擒。”邵宏渊见金增兵，极力主张撤退，李显忠孤军难敌，夜间自宿州撤出。金兵追至符离，宋兵大溃败。李显忠到盱眙见张浚，张浚上疏请罪。符离之败，张浚不得不提出辞呈，好在孝宗还不想立即放弃北伐计划，孝宗给张浚回信说：“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倾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张浚降为江淮宣抚使，在海、泗、濠、滁等州部署防务，加强两淮守备，抵挡金军南下。

四、史浩与张浚友好表达政见并不存在个人恩怨

已而浚以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请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都督安用？且上（一误作“陛下”）远征，而上皇独留，敌以一骑犯淮，则此城之人骚然奔遁，上皇何以安处乎？”浚又请以所部二十万人进取山东，史公问：“留屯江淮几何人也？”曰：“半之。”复与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曰：“然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岂为是惧耶？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于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诘难于天子，凡五日。史公复劝浚曰：“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审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一作“下”），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当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史公曰：“晋灭吴，杜征南之力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成，则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乃见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夺，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枢密院而命将出师矣。

正因史浩与张浚不存在个人恩怨，而有淳熙年史浩举荐张栻的行为。“淳熙五年（1178）三月，史文惠浩既再相，急于进贤如初。朱文公熹、吕公祖谦、张公栻（注：时张栻知静江府兼经略安抚广西南西路）、曾氏逢辈，皆荐召之。朱公熹不仕几三十年，累征不就，于是文惠勉以君臣之义，即拜诏。惟张公栻不至，盖以文惠与其父魏公（张）浚淳熙初（注：应为隆兴年）议不合也。君子立朝，议多不合，张公何慊而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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