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魏惠王在面见儒学大师孟子时对自己的批判，他深刻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说自从他继位以来，他的太子被秦国俘虏，上将庞涓在齐国的战场上身首异处，魏国的地位也不复从前，对此他很是不理解，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昏庸的君主，这为何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因此他就怎样为国家谋取利益而向孟子做请教。
那么孟子是怎么回答他的呢？孟子说：“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孟子的意思是作为君主怎么能够谈及利益呢？对于君主来讲，如果只能够看到利益，那么上行下效，自己的臣子也会只在乎利益，自然而然的，平民百姓也只能够为了利益而奔走呼号，谁又能够为国家去贡献力量呢？岂不是耽误了国家的发展吗？
对于一个君主来讲，要做的是仁义而不是谈利益；孟子的这番话可谓是非常的犀利，他自视甚高地将魏惠王批评了一番，看似找出了错误之处，可是孟子的话真能够站住脚跟吗？其实并不能。
战国时代，之所以战争频繁，根本原因是利益划分的不对等，每个国家都想拥有最大的好处，甚至在拥有了好处之后，还想要侵占他国的那份好处，自然而然地就会为了土地权利等等进行争夺，这已经成为了中原地区的常态，也是一直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所必然存在的现象，可孟子却要求魏惠王不去谈及利益，这可能吗？不可能。
对于魏惠王来讲，不争不抢等同于拱手相让，或许他自己真的可以做到不谈及利益，可是其他的国家能够做到吗？不能，如果魏惠王真的放弃了对利益的争夺而遵循孟子的意见实施仁义的话，那么魏国只能够成为其他国家刀俎上的鱼肉。
既然如此，孟子的意见自然不适合在魏国推广；但有趣的是，魏惠王难道真的不知道孟子教要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吗？孟子是谁？是儒家的亚圣，是魏惠王时代里整个儒家的代表人物。
也因此，孟子承担着推广儒家学说的重担，这也就意味着，孟子的主张和观念自然是人尽皆知的，至少作为一国之君的魏惠王不可能没有耳闻，就算魏惠王沉溺于声色犬马真的不知所以，他的臣子们会一无所知吗？当然不可能。
明知孟子不可行，魏惠王偏在其面前痛斥自己过失这其实表明，魏惠王在向孟子进行询问之前，就已经知道孟子将要给予他什么样的答案了，可是既然如此，魏惠王又为什么要找上儒家的孟子，而不是真正的地求取贤才呢？本篇文章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魏惠王痛斥自己过失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目的？
魏惠王是在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我们上面说到，魏惠王继位之后，魏国在对外战争当中屡次失败，这连太子也被敌国俘虏，上将庞涓战死沙场，国家实力陡然下降，这对于一国之君来讲是当头一棒，要知道一个国家的衰败虽不能将所有原因归结在君主身上，但君主也是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的，可是魏惠王显然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他的祖父和父亲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祖父魏文侯建立了魏国，实施的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让魏国一跃成为整个中原地区最为强大的国家，而父亲魏武侯则是守住了祖父的这份基业，延续了魏国霸主的风光。
魏惠王错失商鞅、孙膑两大人才可是到了魏惠王的时候，魏国却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就让自幼就生活在温柔乡里的魏惠王如何承担呢？所以，魏惠王急于为自身的过失找一个借口。那么它的具体过失是什么呢？最大之处在于他对于两大人才的无视上。
第一个是商鞅；商鞅可以算是一个布衣之士，他并没有强大的背景，具体师出何方也不甚明了，因此，对于商鞅来讲，在魏国的机遇是很少的，而事实也是如此，商鞅并没有得到魏惠王的赏识，哪怕有魏国丞相公叔痤的极力推荐，魏惠王依旧没有任用商鞅，甚至当公叔痤建议杀死商鞅，以免日后给魏国带来灾难的时候，魏惠王也是嗤之以鼻的。
因此，对于商鞅，魏国就这样放任出走了；后来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让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发展，而且在多次对外战争当中先战胜魏国，阻碍了魏国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这一点，魏惠王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
第二个是孙膑，孙膑与当时魏国的上将军庞涓师出同门，据说他们都师从于鬼谷子，对于这样的一个人，魏惠王自然是想要拉拢的；但是孙膑来到魏国之后，却并没有受到魏惠王太大的礼遇，反而是魏惠王偏听偏信庞涓，将孙膑囚禁起来，导致了孙膑的一生残疾。
后来齐威王听闻了孙膑的遭遇，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将孙膑从魏国拯救了出来，而孙膑也成为了齐国战胜魏国的奇兵；孙膑来到齐国之后，凭借着自己的智谋在马陵之战和桂陵之战中，大胜庞涓，而这两场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魏国魏武卒的全军覆没，也是魏国从超级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下来的直接因素。
由此可见，魏国的衰败，魏惠王确实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不是他对商鞅的放任出走以及对孙膑的迫害，魏国可能迎来第二个辉煌时段；这其实也是为什么魏惠王要极力表现出自己礼贤下士一面的原因。
正是因为在人才上的失误，才让魏国蒙受了如此之大的损失，为了开脱自己的责任自然要在人才上下功夫，所以大力求贤是非常可取的行为。
魏惠王求贤孟子，只是做秀可是魏惠王明明可以选择更加合适魏国发展的人才，当时天下名仕众多，而且魏国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又是一个人才输出地，想要选取真正能够利国利民的人并不难，可为什么要找上孟子呢？他明明知道孟子的理论不可能真正的为魏国带来好处，这就要涉及到第二个因素了。
那是因为魏惠王担忧自身的权利被分走；在那个时代变法是强国的必经之路，但变法意味着要在臣子的谋划之下进行发展，虽然君主依旧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可是要想真正地发展起来，就必须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放权，比如说秦孝公与商鞅。
商鞅虽然是依托于秦孝公进行变法的，但变法毕竟是商鞅的谋划，秦孝公想要商鞅在变法的过程当中尽量减少阻碍，就必须将手中的一部分权利交给商鞅；首先要保证商鞅有资格进行变法，其次，能够有威慑其他势力的条件，如此才能够保证变法的通畅。
但是权力何等诱人啊？魏惠王又如何甘心将自身的权利分出一部分呢？而且无法保证他任用的人才真的是全心全意为魏国的发展着想的，一旦臣子功高震主，那么不仅是魏国的发展受阻，就连魏惠王的地位都会受到影响，所以，魏惠王并不是真心的想要求才的，他也担忧自身的权利不保，可是又不能不堵住悠悠之口。
如此，寻找孟子这样的人是最合适不过的；首先，孟子的知名度很高，魏惠王与孟子的会面自然会被广为流传，也会被人们认为是真正的礼贤下士，这就掩盖了魏惠王不尊贤重贤的一面。其次，孟子的学说并不适用于战国时代，尊奉孟子并不会让孟子在魏国拥有实际的权利和地位，也保证手中权力的完整性。如此做秀，岂非两全其美？
魏惠王尊崇孟子，掩盖自己能力不足的烟雾弹事实上，魏惠王对于当时魏国的实力发展认知不足，他其实并不认为魏国有第二次变法的必要，哪怕魏国已经蒙受了马陵之战和桂陵之战的失败，哪怕魏国已经从超级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了下来，但这只是我们以后来人的眼光总体来看待的，当时的魏惠王未必能够意识到。
就算是魏国的实力有所下降，但那也只是说明，其他的国家能够勉强与魏国相提并论罢了，并不是说魏国已经受到了生存危机，魏国实力其实依旧强盛，只不过一直在走下坡路而已。
如果魏惠王意识不到这种变化，自然也就不会真心的想要进行变法，不会真心的求取贤才；魏惠王与魏文侯和魏武侯不同，魏文侯和魏武侯是打天下的君主。
魏惠王孤傲和骄矜性格，影响数代魏王而魏惠王生来就是魏国的国君，生来就是超级大国的霸主，天生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养成了他孤傲和骄矜性格，这样的君主既不能很好地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更加容易因为脸面而放弃发展的机会。所以，魏惠王对于孟子的尊宠只是为了掩盖自身能力的不足，只是为了在错过商鞅和孙膑之后的烟雾弹。
魏惠王不利用魏国的天然优势寻找真正利国利民的人才，而是找上了儒学大师孟子，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在客观方面，魏国的国家实力确实没有下降到一个会危及到生存的地步，它依旧能够与其他国家相提并论，甚至比韩国、燕国这些国家还要强盛许多，这也让大部分魏国人并没有变法的心思。
而主观原因更多地体现在魏惠王的身上，他对于人才的排挤，对于自身失误的掩盖，让他跟魏国的臣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表面上尊贤重道，暗地里却孤傲自大，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与秦孝公一样礼贤下士的。
而且让魏惠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作风不仅是影响了一代人，而是影响了魏国后来的所有君主；自魏惠王之后，魏国对于人才的排挤越来越严重，对张仪的排挤，对范雎的侮辱，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对尉缭子不闻不问，甚至对于信陵君的束之高阁，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魏惠王的时代说起。
出走的人才，成了魏国的掘墓人可是讽刺的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才的存在，任用了这些人才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兴盛，魏国任用了张仪破除了合纵，而范雎的远交近攻打开了东进的大门，尉缭子则稳住了秦国的朝堂根基；而燕国则任用乐毅成功伐齐，完成了战国中期的中兴。
可是这些人才本身都是属于魏国的，但魏国并没有将他们看在眼里，这或许是魏国最大的悲哀；其实最大的悲哀是，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了魏国的掘墓人，给了魏国最致命的一击（商鞅、孙膑、张仪等）。
此外，魏国他们不仅对于这些外来的人才大加排斥，对于信陵君这样有王族产生的大才也是束之高阁的，哪怕信陵君后来为魏国的统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带领六国联军两次战胜秦军，维护了山东六国的整体统治，但魏国依旧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待遇，甚至他还受到了魏王的猜疑，最终无可奈何的信陵君只能选择了酒色自毁而死。在此之后，魏国再无可用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