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考证，汤斌在整个清朝历史典籍中根本找不出“天下第一清官”的记载。只是现代这个叫高阳的台湾人编了一本叫《清官册》的小说，他在小说里说汤斌是“大清王朝第一清官”。于是人们就以讹传讹，有了汤斌是“清官册上第一名”的说法。实际上在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清官册”，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说法更无从考稽，不过是小说语言而已。在清代大臣和皇帝的评语中，也找不到汤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任何记载。

一些学者指出汤斌的《明史稿》涉嫌抄袭方象瑛所撰的明史稿，“如方象瑛所撰稿多与汤斌所撰者相同，因汤斌为总裁，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删改方稿入之潜庵史稿中。……且其所撰，与汤潜庵拟稿相比，皆较简单，以知汤稿实为增改之作。凡此皆据李氏（晋华）《纂修考》之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刘节编著《中国史学史稿》）

雍正十年（1732年），汤斌入祀“贤良祠”。这时正处于满清“文字狱”酷烈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扑灭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大批汉人遭到逮捕迫害。吕留良是与汤斌同时代的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但与汤斌不同的是在明亡后誓死不仕清朝，隐居山林，落发为僧，并锐意著述，曾有诗句“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而引起满清统治者的仇恨。而汤斌是率先入仕满清政府的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并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行满清所倡导的文化政策，曾在江苏以“扫黄”的名义封杀坊间出版物等反清言论，所编修的《明史稿》也符合满清统治者的口味。清政府为了强化“文字狱”的成果，去世45年后的汤斌又被雍正皇帝树立为榜样表彰并入祀贤良祠。

清朝经过“文字狱”的大肆封杀和血袭，只有象汤斌、杨名时之类绝对臣服并全心全意为之歌功颂德的少数汉人才得行其道。明清之际，汉族典籍饱经满清禁毁、抽毁，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惨状，而满清典籍，则多借重修之名予以删改。因此，面对史事，检索典籍，则往往不是阙如，就是片面，甚或歪曲。因此鲁迅一言道破，天下后世若披览《四库全书》之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当今学界躁急浮华，迎合功利，于中国历史有“戏说”、“谩说”、“歪说”等等，不一而足。不仅缺乏学术责任，也同时缺乏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如在国家重修《清史》之际，就有人提出要肯定吴三桂降清，貌似学术“创新”，而实为解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这种理论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为汪精卫等“曲线救国”人士平反。纵观世界各个国家，不仅日本和俄罗斯，就连美国这种高度民主和重视个体生命的国家，在涉及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都是绝对强硬和严格的，这是作为一个好人的道德底线。“肯定吴三桂降清”的言论不仅与国家现行的道德水准要求相去甚远，而且亦将沦丧中华民族千百年得以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痛定思痛，可以想象，在中华民族的各个朝代都腾跃过鲜活的生命和铮铮铁骨，绝非现在的影视界所充斥睁眼就能看到的所谓的“康乾盛世”才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汤斌、于成龙等作为当时汉族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率先应招入仕满清，一改当时宿儒大家不仕清朝的先例，再加上汤斌所参修的《明史稿》也比较符合清朝后来“文字狱”打压汉民族文化政策的要求。所以汤斌被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刻意树立为大儒高官的后世楷模令汉人效仿，以期达到从根本上收拢汉人的政治目的。而与他同时代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年—1695年）、万斯同（1638～1702）、朱之瑜（1600～1682）等人则都是些学以致用的抗清名士，与这些高尚民族气节的义士相比，汤斌的理学就显得生命力不足，难以致用了。而且汤家也是受过明代国恩的世家旧族，其本人所受的基础教育也是在明代进行的，从这种民族大视野来看汤斌的思想里是有投机生存意识存在的，我们不能盲目地去膜拜效仿。

近代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说：“人中虽贤如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响迩”，可见虽贵为“驯静奴隶”，但仍要遭受满清统治者的歧视。从清朝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史看，服务于清朝统治者的臣子与统治者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君”与“臣”的关系，唯唯诺诺，更象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就连满、汉官员的比例和权重配置比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悬殊得惊人。这对于今天需要重塑民族自信心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人来说是需要有所认识和警醒的，是值得反省的深层次问题。

《汤斌墓志铭》现保存在商丘市博物馆内，由其乡人田兰芳撰文、吴学颢篆刻，两人都是平民儒者，层次和级别显得比较低，似乎不符合御祭御葬的体例和标准，可见汤斌去世前后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后来所刻意宣传拔高的那样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