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随着旧的创作思想和社会话语的解构，一时之间西学东渐，各种优秀的创作思想喧嚣于文坛，也出现了某些作品中形式决定内容、行文偏颇的现象。而文坛流行的那种双重的文化态度即对于意识形态毫不妥协的解构立场以及同时对之采取某种宽容与认可的个人式意念令大多数作家在个人写作和集体写作之间徘徊，茫然亦惘然的时候，一部分作家在尝试中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其中铁凝便是这样一位作家。在阅读铁凝的小说时，我们会发现她写作的一大特色：解构主义的张扬与“新女性主义”（母性主义）和平衡主义的萌芽。或者可以说是个人创作与集体创作的和谐统一。
一、 解构主义的张扬
在谈到铁凝小说中解构主义的张扬的问题上，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何谓解构主义。所谓解构主义60年代缘起于法国，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领袖——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①
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也许耶鲁批评学派中的激进分子希利斯?米勒在这一问题上阐述得更为形象一点，他说：“解构一词使人觉得这种批评是把某种整体的东西分解为互不相干的碎片或零件的活动，使人联想到孩子拆卸他父亲的手表，将它还原为一堆无法重新组合的零件。一个解构主义者不是寄生虫，而是叛逆者，他是破坏西方形而上学机制，使之不能再修复的孩子。”②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将目光投向九十年代作家铁凝创作的一些作品，我们会发现解构主义在其中张扬。以写于1995年11月1日—20日《何巧儿求爱记》为例，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铁凝试图通过《何巧儿求爱记》或者可以说是何巧儿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来讴歌女性的解放，塑造出一位敢爱敢恨、敢为他人先、任性执著而且“有点野蛮，有点不管不顾”③的女性形象，以作天下女性同胞之楷模。为了能够表达这一点，她首先是使女主角摆脱人伦道德、社会舆论的束缚，年仅12岁的何巧儿便进入恋爱季节，且对表哥心怀倾慕，在爱人又不得爱的过程中表现出野蛮、执著、狂放不驯的言行，当然也不失小女孩的吃醋、天真、涉世不深。然后又让她进行石破天惊的名副其实的恋爱，当然还有性生活。那年她还16岁！！这些直接为了解构读者内心已经形成的对当前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等社会规范认同感和不自觉的维护心理的情节的构造对于已经习惯并自然于当前社会规范、严守社会道德伦理的读者来说，不啻于当头棒喝，令人瞠目结舌。
对于这一点，我们如果从中国5000年的古国历史来看，便不难会看出中华民族的一些文化底蕴和集体性格。总的来说，中国人是一个严肃、认真并且有些保守的特殊群体。因而对于铁凝大胆甚至肆无忌惮的写作以及对国人捍卫已久的道德堡垒、伦理堡垒的致命性打击和破坏，读者在初读文章时会自然而然产生对该文的不满和排斥。这些心理并非刻意为之，而是读者身上积淀已久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性格对个体人的不可避免的作用，使之虽然有摆脱旧俗的心理倾向然而又无法摆脱民族性对他的影响，权且充当“守旧”的摇旗呐喊者。因而在阅读作品的开端、发展部分时，必将会充斥着作者与读者的对立情绪。《何巧儿求爱记》一文使读者不单单以一位旁观者、参与者、欣赏者的身份出现于文学接受过程中，而且也以反对者的身份出现在文章一开始的接受过程中。一个女生12岁便早恋？！一个女娃居然高中未毕业便与人发生两性关系？！一个母亲居然不能管束自己的女儿反而受制于她？！女儿的男朋友伺候左右，做母亲的居然心安理得？！何巧儿犹如异端一般在读者的惊诧之余开始了她大胆乃至冒险的人生之旅。令人尤为惊讶的是，何巧儿居然把自己与别人同居的事当成是赚取更多的钱财，让母亲与男主人公马建军过得更好的“高尚”的“事业”。当她意识到爱情的重要性时，居然不顾马建军再婚的事实，开始了爱情争夺战，经过一夜的"程门立雪"之后，小说男主人公马建军又一次原谅了何巧儿，两人亲密地相拥在一起。所有的伦理道德与婚姻义务都是白纸一张。这对陷于爱情围城中的人们有很强的震撼力，对压抑自己个性、曲意适应社会、力求为社会所同化的循规蹈矩者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精神洗礼。在一番心灵的痛苦冲撞、矛盾之后，读者只有放弃反对的情绪，以一个观赏者的身份冷眼凝视何巧儿“行路”，尽量不添加个人的反感，当然也尽量不再赞赏、同情于剧中人物。因为付出太多，受到的伤害越重，痛苦越深。这是因为何巧儿这一人物起的最大的作用便是对读者的文化底蕴、群体性格、欣赏习惯，进行一次彻底解构的尝试。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铁凝的这一作品改变了以往的娱乐读者、教育读者的作家创作惯式，开始为自己写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个人写作。虽然不能摆脱为其所属的女性群体的觉醒和崛起而写作，然而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她改变了文学作品生产和文学作品接受的关系，文学生产并不一定受制于文学消费，作者也并不一定要迎合读者而写作，这与80年代盛行的为读者而写作的风尚也是大相径庭的。可以这样讲，铁凝试图通过这部作品，对现有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关系、作者的创作风格和习惯以及读者的接受习惯和阅读习惯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解构，事实上她已经达到了那样的目的。因此，何巧儿（也许可以说是作者本人）无愧于解构主义者的称号，《何巧儿求爱记》是一部张扬着解构主义思想和创新意识的佳作，文章在内蕴中并不仅仅是反映何巧儿的求爱记。至于是不是作者有意为之或者是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的背离，我们不得而知，也不在讨论的范围。
二、“新女性主义”（母性主义）和平衡主义的萌芽
在竭力摆脱了五六十年代产生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以及“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创作思想的束缚和单纯为上层建筑服务、文学唯命是从于政治需要的社会话语之后，铁凝开始了个人写作的尝试。
在个人写作的同时，由于自身的所属原因，铁凝不可避免地在她的作品中出现大量的女性题材，比如《何巧儿求爱记》、《笛声悠扬》等作品。在那何巧儿张扬、倔强、不屈的性格和敢作敢为的处世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作家们呼唤和盼望已久的家庭+事业新女性的形象。虽然在该部作品中，何巧儿不仅不顾家庭屡次将爱情扼杀，而且她所谓的事业也不过用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换取金钱。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拥有何巧儿这种性格和气魄的女性才是中国女性真正的希望。铁凝在成功地塑造何巧儿这一叛逆性角色的同时，也让自己有意无意地向女性主义作家写作群落靠拢，为女性写作。
然而，她的小说是与女性主义作家的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女性主义的内核、工具、策略都是解构，即解构男性、中心文化，解构男性话语，同时力图树立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改变男性中心文化支配一切的局面，形成一种新的、与之抗衡的女性文化。④在解构这一点上铁凝与她们有着相似性，同样是企图通过揭示人类文明中的父权制的本质，强烈要求打破现存的两性秩序重新确立女性的地位和角色。然而在铁凝的小说中，并没有主张建立一种新的、与男性文化相对抗的女性文化。她小说中的男性是坚强与柔弱的结合体，是有情有义、爱情专一的有些雌性化的一个群体，她主张女性用柔情、用真情与之相处，最后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境界。在小说《笛声悠扬》中显得尤为明显，不管百发百中的女主人公如何调教，男主人公因为不能摆脱在文革中受歧视、没有打枪权利的阴影，不能学会打靶。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蛮横与霸道，然而两人已陷于尴尬之中。最后一阵悠扬的笛声响起，“她隐隐约约地觉出，本来就一同出发的他们，因了一支遥远的竖笛，又一次被重新融合在了一起”⑤，男女主人公获得心境的平和，相携而归。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铁凝试图让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找到了一个协调点即平衡的原则，男女在现实与作品中都应该平等相处，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 “压迫”和“控制”。也许这才是女性作家在创作有男女主人公情节的作品的归宿，包括女性主义作家。虽然从“女性写作”和 “女性主义”的特质的理论上来讲，女性主义作家认为“女性写作”和 “女性主义”的特质是：一、女性主义意识或视角。二、颠覆性或解构性。三、大胆展露女性独特的经验和体验。⑥这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呼唤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的需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女性主义作家在遵循这些特质的同时，似乎忽视了男性的存在或者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丑恶的男性形象，林白在小说《致命的飞翔》中，让走出镜象的女人磨刀霍霍，向男性性暴力举起了她的刀。而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作为纯粹的女性符号而存活于秩序之外。而其他的女性主义作家，张洁、张辛欣是经验女性主义者，即从女性自身切切实实的经验出发反映女性。当人们厌倦了女性经验作品的时候，也意味着这两位作家的没落。至于残雪的作品，则太超前，太怪诞，太个人化。王安忆这一个被称为女性主义作家的女作家虽然接受了女性主义理论，却对理论表示了独特的怀疑和判断，因而暂且将她排除于女性主义作家的阵营之外。
从对这些作家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女性主义作家要么限于女性世界之中，对女性的另一半采取敌对态度，要么就是纯粹地描绘女性的经验，或者是用超前主义将自己与读者隔离开来。或许几十年后的作家们会拿起犀利的笔墨向这些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进行解构，因为她们在解构不合理的男性文化的中心地位和男性话语的同时，又建构了一种同样不合理的以女性为中心、以女性为主宰者的女性话语。正像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因其落后性、失衡性而被淘汰，扔到历史的垃圾堆中那样，再次崇尚单元化的女性主义文学似乎也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让我们再将目光投到铁凝的作品之中，她更多的是主张“新女性主义”即母性主义，女性发挥温柔的特质，关怀男性，慰藉男性，与男性***处于虚幻的文学世界中，继而***处于现实生活中。《对面》中的“我”是一个想通过“睡”来寻找爱情并且还在继续寻找的角儿，最后是在女性林林的感召下，使他“一种久违的让自己变得好一些的愿望，犹如远空的闪电嘹亮地划过我的心胸”。还有像《马路动作》中杜一夫那样的套中人，有在大楼里失去爱、失去热情最后有可能像管门老头老冯那样装结婚的悲哀的小郑，有一生仅为义务而活的安德烈的一系列脆弱男性的形象。在她的演绎中，男性有其脆弱的一面，而女性也有其刚强的一面。男女不应该走向一个对立面，更多的是走向一种平衡，一种统一——被生活所驱使的“人”。在她的小说《秀色》中，秀色村的男人们背上半人多高的木桶，在崎岖的山路上，将生命的泉驮回家中。秀色村的娘儿们为了水，用体温与热度将打井队员的心儿挽留。为了水，为了生存，秀色的男女们演绎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命运交响曲，人生的悲喜剧。“新女性主义”（母性主义）和平衡主义的萌芽在铁凝作品中的体现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独特的风格因为铁凝独特的个性，而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展现出来。
作者的一些展望
本文之所以分析铁凝而非其他作家的创作风格，是因为她的小说在取材和创作上对我们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其中尤为我们值得借鉴的便是她的创新意识和她在创作和作品中保持作品个性和自我个性。不容否认，一些作家在创作中失去了自我，只是千百次地构造“别人”的故事，因而也很难在作品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黑格尔曾经说过：“风格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个性的一些特点。”⑦他也是肯定了风格与个性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一定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趋向对作家的创作风格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因而作家和其他一些写作爱好者在创作中势必要注意将保持个性与认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在具备***性的同时也不要失去自己的个性。在这一方面，铁凝是做得比较好的。本文以她和其创作文本为例展开论述，如能使大家获得一些裨益更好地进行创作，也就达到了作者的初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