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之别：高雅和低俗的区别

yǎ sú zhī bié

出自：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说“屏”》　　重雅轻俗，严雅俗之辩，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什么样的是雅，什么样的是俗？却从来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身份，甚至不同的人物，都会有不同的雅俗观。

从本源上讲，雅俗间的区别，跟先秦的 “君子”“小人”之别关系甚为密切。君子与小人，是就人的品性进行划分，而雅俗的区别则注重点在人的情趣上。孔子骂人，就径呼之为“小人”，还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名言。最古老的君子的含义，主要指受过教育且有良好品德的人，而一般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也跟那些无德之人被并称为“小人”，这样的划分方式，带有儒学伦理文化的色彩，但对后世中国的文化心理影响至为深远。从东汉直到魏晋时期，士族兴起，九品中正制作为选官的标准，对人品的要求最为关注。于是品评人物，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带有政治意义的活动，当曹操被评为：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时，他本人即大为高兴。刘备听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刘备）与操尔”时，因为担心曹操看透了他的心思，竟至于手足无措，筷子落地。在名士追求玄远之旨的风气驱动下，魏晋时评人，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清”“浊”论人，若被许有“清气”，有“清神”，能“清谈”，那么，就有资格入“清流”，成为上流社会中受人尊重之人，否则，若有“浊气”，则纵有天大的本领，也不会被上层“清流”接受。这其实是在气质层面的雅俗意识。

由于最初的雅俗之别，就已经把 “义”和“利”牵扯进去了。因此，后世在论雅俗之别时，义利态度成为一种很重要的衡量指标：重义之士，即为雅士；重利之人，即是俗人。在以农为本的思想下，重农轻商在封建社会保持着其一惯性地位，因而，以谋利为主的商业活动，自古就被视为俗举。唐代科举考试中，商家子弟跟市井之徒一样，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白居易还专门为这些写过文章，为之鸣不平，但并不能动摇传统的社会基础。宋代时，城市经济不断发达，商业活动也越来越繁荣，雅俗之辩也日益激烈。宋代戏曲《宦门子弟错立身》中，对儒生爱上唱戏女进行嘲讽，很能说明问题。而且，雅俗之别，还促使宋代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些正统文人，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不断地对当时新起的俗文化样式进行排斥和打压，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雅”文化树立标准，希望借“圈定”雅文化以达到与俗文化相区别的目的。结果导致“雅”文化因受到禁锢而日益僵化并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