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都是义和团起义

冠县起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山东冠县(位聊城市西)于黎园屯发生外国教会势力勾结官府，强拆“玉皇庙”改建为教堂事件，赵三多被当地人民邀请率卒众声援。1896年(德宗光绪二十二年)4月，赵三多率徒弟至梨园屯比武“亮拳”三天。周围拳众闻讯前来参加者达三千余人。迫使清军不敢动手拆庙。次年冠县署任曹倜出面谈判，表示放弃拆庙另建教堂。赵三多亦率众撤离梨园屯。1898年清政府又推翻前议偏袒教会势力，10月赵三多再次受梨园屯人民的约请，在冠县蒋家庄(今南宫县蒋庄)集聚三千余人祭旗起义，攻打当地桃园等教堂武装据点。起义军树“助清灭洋”旗帜，不久遭山东清军五营围攻，起义军突围走散。赵三多带领余部到临清(今冀鲁边界临清市)隐藏多日，潜回老家。1900年5月和7月，又在直隶阜城(位本省武强县西南)和山东临清等地多次带领“义和团”攻打教堂。

平原起义；十九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深，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这时期在山东境内就有德、英、美、俄、法、比、荷、瑞、奥、匈十国31个教派、56名外籍神甫，先后建立大小教堂304座，教众82600余人，多数为“恶迹豪绅、赌徒、烟棍、犯律者”，并划分烟台、济南、兖州为东、南、北三大教区。山东主教安治泰凭着清王朝“皇封二品”的身份，随意出入各级衙门。他们“勾结官府，包揽词讼”，造成了极大的民愤。

山东人民的“反洋教”斗争，首先在德国天主教势力范围的曹县、单县由大刀会掀起来的，很快发展到河南、安徽、江苏、河北五省的20多个州县。清光绪二十三年（1879年）以“巨野教案”为由，安治泰向德皇“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夺取胶州湾……都是最有发展的基地”的建议，德国武力侵占了我胶州湾而更激起了山东人民“反帝爱国”的最大义愤。“反洋教”斗争的著名神拳首领朱红灯（朱逢明）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初秋，应平原拳首李长水之请，偕同本明和尚（杨俊典，高唐人）关东岭、朱启明（齐河人）王子龙、王青山（长清人）、孙治泰（恩县人）等27名拳首，率众三百余人，由茌平来到平原前杠子李庄“设场聚众”数达千人，公开扬起“义和团”大旗，分渠编队，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提出了“不贪财，不恋花，尊老爱幼，和睦乡里，公买公卖，打教堂所获财务要归公”为基础的团规。这就充分说明，将与教会势力对抗的神拳、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等组织，都统一在了“义和团”这支民众武装的团体之内。他们的主体成员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船工、纤夫，还有和尚、道士及少数的明智乡绅、秀才和有民族观念的军伍成员。普遍传唱“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女性称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和“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的歌谣，从而奠定了“爱国反帝”的宗旨，并迅即对大户恶迹教首李金榜进行了两次有力的打击，使义和团声威大震，烽火遍燃，平原的大户教首董吉公、李玉珂、王福有、唐阶献等都相继受到打击，这就是蒋楷在《拳匪纪事》中说的“八月间，抢案四起”的记载。同时期庞庄、十二里庄两大教堂也受到“义和团”的攻袭。

根据西刘王庄教堂神甫付天德的诬告及教首恳求，平原知县蒋楷于八月十八日（9月22日）率官兵百余人去前杠子村庄剿捕义和团，结果官兵伤20人被击败，但捕回义和团团民6人押在狱中，因此，使“反洋教”“抗官兵”的斗争更烈。八月二十一日（9月25日）蒋楷又率官兵一百五十余人，二袭前杠子李庄，未进村，就被骑马率众的朱红灯、李长水“击鼓”为号，首先砍死两名官兵而投入激战。蒋楷轿子被砸，爬出后被捕快班头陈德和救出去逃回县城。在方志中写下了“蒋几被戕”的史实。

蒋楷受挫难忍，于九月八日（10月12日）向省衙请兵。九月十日（10月15日）济南太守卢昌诒、后补太守袁世敦奉省宪命率马、步官兵各一营驰抵平原，先派人去前杠子李“诱逼”未成。当夜，朱红灯率500余众边走边曰下传贴，转移到“森罗殿”去。九月十四日（10月18日）卢指挥马、步官兵800余人由县城出发分三路向“森罗殿”进剿。此时，义和团已集众2000余人。卢至中途，倾接义和团由朱红灯、王治邦署名的“战书”，旋见伤兵败回。袁世敦抽刀督战。义和团众在朱红灯指挥下“分渠编队，四人一个圆轮”“符咒作法，降神附体”首先将官兵左路旗帜砍倒，奋勇激战，势不可挡“双方混战五小时”、“各伤亡六、七十人”，王子龙战死，官兵败退至平原城外，义和团乘胜而转移。官兵复回后，枉杀大芝坊村民裴锦才等4人，抢“森罗殿”后回城。因此次兵败，袁世敦、蒋楷被革职。“义和团平原起义”的武装斗争，震惊了清王朝及各帝国主义，对运动本身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以“雄迈之势”炽燃华北，京、津并波及全国。它虽然以“悲壮的结局”而告终，然不能否认这是中华儿女用鲜血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