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学并起，在各学派的争芳斗艳之中，孟子作为儒学道统的继承者，以安天下利百姓为己任，奔走于各国之间，并以其辩口利辞卓越于世。他的言辞气势雄伟、长于思辨，其中诸多巧辩文采斐然、锋芒毕露，着实令人叹服。苏洵评其言语“语约而意尽，不为_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1]，以其言简洁明快又不失雄健闳肆，着实精妙。对于《孟子》一书，历代学者已做过相当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政治以及训诂等方面，而对其论辩艺术、语言技巧方面的研究在相比之下则略显薄弱。其中，近代以前对孟子的论辩艺术的评价大多散落于文人著作之中，如苏洵、赵岐、韩愈等均曾对孟子的论辩艺术作评。其中，清代学者牛运震较早地在《孟子论文》对孟子的语言修辞、论辩技巧进行探究，但其文偏重于微观，缺少宏观评述[2]。近现代以来，对孟子的研究面逐渐拓展，而关于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亦得到进一步发展。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3]一书中评价孟子之言内容广博，充斥浩然正气，长于雄辩却非因好辩而辩。段凌辰在《之辩论术》[4]一文中逐条逐句对孟子论辩中采用的技巧进行归类，十分清晰条理。谭家健从孟子文章结构入手，分析其艺术特色，认为孟子论辩的首要特点为明白晓畅[5]。刘生良从逻辑学层面探析孟子的论辩，将其划分为回避术、求同术、反诘术等诸多技巧[6]。孟子娴熟的运用各类论辩手段，往往能够使其论辩目的得以实现。而其论辩技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孟子在论辩中长于譬喻，赵岐曾道：“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7]孟子擅长以具体的实例来显明抽象的义理，使目不能见、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变得具体可感，从而使听者如有目睹，扩大其言论“悟他”的效果。如《梁惠王章句上》中梁惠王询问孟子为何自己用心民生，然“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8]，孟子知其好战而不识仁，便以战事作寓来回答，“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9]在这里，孟子将邻国之政喻作后逃百步，梁惠王之政喻作后逃五十步，二者虽有步数之差，却无本质之别。正如梁惠王所行之政，虽能施小惠与民，然归根结底与邻国不恤其民无二致，均“不能行王道以养其民”[10]罢了。孟子以此寓作答，一则使梁惠王深谙其政之失，无辞辩驳；二则是刺梁惠王不谙仁政于无形，全篇虽不见褒贬之辞，而褒贬之意却寓于其中，这也正是孟子用寓之深意。孟子在论辩中多用譬喻，这使其在论辩中能够施用混淆视听、偷换概念的技巧，实现“有所蔽”而在论辩中处于有利地位。义理是抽象的、概括性的，而实例是具体的、个性的。因而义理往往能够涵盖更广泛的范围，所含摄的内容也较为简明。而实例恰与其相反，实例涵盖的范围极其有限，但由于其个别性，实例却时常包括有义理不必含有的特性，故实例的涵盖范围要大于义理。这样以来，以譬喻来阐述义理便有了迷惑思虑、偷换概念的可乘之隙。如《告子章句上》中告子与孟子就性善恶进行论辩时，告子说：“生之谓性。”[11]提出个体生而具备的自然之质即是性，其意在借此证明人性无善无恶。孟子答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12]在这里，孟子俨然已开始混淆视听，先是混同了“生”与“性”，将个体存在等同于性；又进一步把告子所说的具有普遍性的“生之谓性”混同于所指仅限于初始之白，带有极强局限性的“白之谓白”，无疑已为告子设下陷阱，而告子浑然不觉。这样一来，便有了后文中孟子继续反问告子白羽、白雪、白玉三者之白是否无异之文。由于三者之白已被羽、雪、玉规定，故三者虽同为白色，性则疏矣。孟子显然已知三者有异，故意设此问，而告子仍未觉，因而孟子又进一步混同了犬性、牛性及人性，使告子陷入不可是不可否的尴尬境地。在这场论辩中，孟子连举多例，以具有特殊性的实例代指普遍性的义理，巧妙地偷换概念，使对手如堕五里雾之中，实在不可不赞其机巧。从孟告人性之辩的例子可看出，孟子还擅_在言语之中设置陷阱，揣度对方内心，步步深入，而使对方于无知无觉中陷入自我否定、无言以对的尴尬境地。诱敌深入、请君入瓮之计在孟子的论辩中比比皆是，如《梁惠王章句下》中，孟子刺齐宣王身在君位却不谋君职，启发宣王自我反省、有所作为，便连设三问，先问如何处置失信不担责之友，再问如何处置失职之官。宣王对孟子发问之意图毫无察觉，以“弃之”、“已之”分别作答，于是，当孟子发出第三问，即何以处置不治之君时，宣王已彻底落入陷阱。此时，宣王承前回答便是批驳自身，逆之便是违背道义，实在无法作答，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由此可见，孟子在言语之中布下陷阱，步步紧逼，其巧着实令人无言以答、心悦诚服，而其锋之利亦足以见。另一方面，孟子直言不讳，敢于以言刺君上，要求君主施政作为、安民治世之举，无愧于其以天下为己任、终生为民请命的“士”形象，而这也正是孟子论辩具有的一大特色。孟子论辩的技巧，有“正”亦有“负”，倘若遇到孟子不愿谈及的问题，孟子便会采用“负”法，巧妙回避，借机转移话题。如在《梁惠王章句上》中，齐宣王询问孟子齐桓、晋文二人的事迹，孟子推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13]，以不知此事来回应宣王的发问。然孔子诚无道此耶？孟子诚不知此事耶？自然不是。据《论语》所载，孔子曾多次讲到齐桓、晋文，如《宪问》篇中提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14]以及“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15]，显然不是孟子口中的不曾提及。而孟子本人又极为尊崇孔子，赞其“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16]，自然应对其言其事知之甚详，可见孟子详熟此事，只是觉察齐宣王有效仿齐桓、晋文二人，实行霸道之意，而实行霸道便会与自身所主张的仁政背道而驰，故对齐宣王佯装不知罢了。不仅如此，孟子接下来又道：“无以，则王乎？”[17]迅速将话题转移至如何以仁德王天下，向齐宣王推行自己的主张。可以说，此举巧妙地化解了孟子面临的两难之境，变守为攻，使孟子在论辩中重新处于优势地位。来源：西部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