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楚阳文化守望者

一个国家，因为承载着过去的文明，方能凸显现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个民族，因为延续着过去的文化，方能演绎时代特征的源远流长；一个地方，因为积聚着过去的文史，方能展现当代风貌的丰富多彩。

智者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其实，又何止于此！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地方对历史文化挖掘和保护力度的大小，既体现着这个地方人文内涵的深浅，也体现着这个地方理解文史与经济互动作用的程度。

毫无疑问，搜集、研究地方文史并加以开发、利用，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是相当大的，其潜力也是难以估量的。但是，这项工作对于个人来说，就属于劳心费力而又难以得到经济回报的“苦差事”。在兴化，偏偏就有这么几个醉心其中且乐此不疲的“苦行僧”。张培元，当得此称。

特殊的家庭背景成为他对寻根探源产生浓厚兴趣的诱因

不惑之年的张培元，系兴化本城人。少小时就对每晚的必修课——听母亲讲故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关于岳飞、范仲淹、高谷、李春芳、郑板桥等人的传说真实与否，民俗民风的根源与差异有何关联？地方文化是如何传承和演变的？虽然相当模糊，但在秉性执著的张培元幼小的心灵深处，已经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随着年岁渐长，张培元对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慢慢地有所接触和了解，其母系可谓声名显赫：母亲本系大家闺秀，外祖父杨柞山乃兴化工商钜子，继承并扩大祖业，经营“万顺”南货业和当典、钱庄以及丝绸厂、铁工厂等号称“苏北第一家”，并有诗文传世。姨母亦为绵心绣口的女诗人，姨父李远猷更是了得，乃南社成员，擅长书法，曾任兴化建国前的报纸——《昭报》记者。父系亦家世非凡：父亲出身儒商家庭，祖籍湖广荆州府江陵县张家台（今湖北沙市），是明万历年间政治改革家张居正后代。清康熙初年，其后代播迁苏州阊门，其后代移居兴化，张培元即其一脉。

1982年夏，张培元在堂叔张炳嘉处，谈起了双方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兴化历史名人掌故。交谈中得知：其族中还有一个名声响亮的人物张道中，系清朝末科秀才，22岁考入扬州两淮师范学堂。张道中是民国时期的书画家，寒社成员，擅长画驴，代表作有《百驴图》、《巴山驴队》等颇负盛名。年考入北京大学，主修国学并潜心于教育学。后改入中国大学法学科，曾聆听过蔡元培讲话的张道中，对教育事业十分热衷。张勋复辟，张道中返回兴化，变卖家产兴办培德小学（今城西小学），后献给国家。张培元闻知，在为祖上骄傲与自豪的同时，对探讨家族历史渊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特殊的工作环境成为他对文史研究产生执着追求的条件无论是在企业办公室，还是在代课教师任上，张培元都没有放弃对地方文史的搜集和研究。

2001年，被市图书馆聘为资料员，开展地方文史的搜集、研究和开发、利用。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传递科学知识”职能的图书馆，有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张培元在市图书馆里如鱼得水，他的研究既需要时间和空间上的保证，又需要文献资料的佐证，因而他特别对这里馆藏丰富的古籍资料情有独钟。这，正好与市图书馆将“开发研究古籍”列为工作重点的思路一拍即合。从此，张培元开始了他以一个专业研究者身份进行的地方文史研究，并进入他人生的丰产期。张培元的丰硕成果体现在：首先，他在整理古籍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若干颇有研究价值、被学术界认为已不复存在或不为学术界所知道的史料，从而能够为国内外的学术研究提供服务。如：发现了前所未见的、世界老年保健及食疗创始人陈直的《奉亲养老新书》，为中科院院士、国家老年保健学专家陈可冀教授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发现了公认为已在清代乾隆年间“文字狱”中被毁的、王仲儒的编年体诗集《西斋集》中部分作品，对研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徐述夔《一柱楼诗稿》案、王仲儒《西斋集》案，颇有参考价值；发现了“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的老师、学者陆种园的清代雍正年间木刻本《陆仲子遗稿》，这部遗稿此前只有手抄本，且讹误不少，这一发现有助于更为科学地研究郑板桥诗词传承情况；发现了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有关资料，对确认周恩来母亲的祖籍，以及研究万青选在淮阴的藏书对少年周恩来人生的重大影响大有裨益……其次，张培元与地方文史研究的同好一起，通过网络查询、实地走访等形式，挖掘和整理了大量流传在民间的史料，在不断完善我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馆藏的同时，又对这些史料进行提炼、加工，形成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反过来又进一步充实了馆藏文献，形成良性循环。如：张培元先后撰写或与同好合写了《“儒学街明清文化街区”资料》、《馆藏部分古籍目录》、《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兴化地籍人士著述古籍目录》、《兴化百家姓寻根》、《儒学街史话》、《昭阳十二景》以及《兴化十家百年老店》等多篇文章，经过新华网江苏频道兴化站等众多网站的发布，以及《扬子晚报》和泰州、兴化各家媒体的转载，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者： 钻石→王老五 2006-5-3 00:3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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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兴化名人--张培元的故事

此外，张培元还和有识同道一起，利用现有的文史资料，深入城乡街道、村落，在寻访兴化历史人物、名胜古迹、自然风光、民间风俗的同时，新发现和确证了近处文物遗址。如：西汉樊哙墓、蒯通墓遗址，北宋盐务关卡，元代楠木大厅，明代解氏宗祠、御史黄建中墓、道观兼江西会馆“万寿宫”、许承家“大夫第”，明清陈氏进士第、杨家大楼、中堡“童德大”醉蟹加工作坊遗址，清代进士陆殿鹏故居（即著名作家毕飞宇作品中的“陆府”）、乾隆年间王志广及其“万兴大典”等……这些发现经过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得到市政府及文化、城建等部门的高度重视。

特殊的奉献使命成为他对服务社会产生深刻理解的基础家谱是一种收藏宏富、记事准确、有独特体例的历史文献，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历史面貌、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折射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之光。

早在上世纪初，大学者梁启超便提出：“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它对于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域，乃至各个民族、氏族和家族的历史，具有其它文献无法取代的价值。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家谱，是一个巨大而又十分难得的文化史料宝库，为人们研究历史学、社会学、人才学、民族学、方志学等多个学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资源。

从少年时对自己家族渊源产生浓厚兴趣开始，到对谱牒学的研究登堂入室，张培元经历了一个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的过程。如果说父系、母系特殊的家庭背景，引发了张培元对家谱研究初步认识；那么，有两件事更加促成了他涉足谱牒学的决心。一是早在1977年，张培元到一起学画的同学杨健（现市文化馆美术组组长）家中，杨健父亲向他介绍了自己家族史：杨家祖居苏州，在明末曾出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杨念如，乃名作《五人墓碑记》里提到的五位义士之一。并讲述了兴化也有周顺昌的后代，也是因为《五人墓碑记》中提到的那件事而逃离苏州后，辗转到兴化落脚的。其时正在学《五人墓碑记》这篇课文的张培元，一下子被吸引了，他在听得有滋有味的同时，对姓氏、堂名里面的含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二是在1984年，张培元求教兴化中学五名师：柳印生、朱思愚、任祖镛、谢孝宠、任恕曾。谈起谱牒学研究，五位老师一致认为：这，在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冷门但可以断言，二十年后在中国一定会“热”起来。老师的剖析，更加坚定了张培元的志愿。

当然，立足谱牒学研究，对张培元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求谱、寻谱要“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一村又一庄”的？我们问张培元：“你是在怎样的状况下矢志不渝地搞好谱牒学研究的？”他的回答很简单：“苦，真的很苦！”是的，为了求谱、寻谱，踏破了门槛磨破了嘴不说，有时跑一户人家要走几趟、几十趟，有时找一部族谱要走几里、几十里，张培元就靠着他的两条腿、一部自行车走了几年、几十年。然而，如果说张培元的研究是靠他的两条腿、一部自行车来支撑的，还不如说他是靠着自己的一颗诚心、一腔热血来支撑的。也正因如此，才会有人拿出连亲生儿子都不给看的家谱，心甘情愿地让张培元看。当我们被张元培的执著所感动时，张培元向我们介绍了一段小故事：最近我和孔祥年馆长去戴窑，找到一位自称是史可法后裔的老人——史茂林，当时老人因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浑身打颤、讲话困难，但是，当我表示了自己对史可法的敬意并吟出清代诗人张尔荩所撰对联的上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之后，老人迅速对出了下联“二分明月故臣心”，言罢，老人放声大哭。这让我非常感动。老人至今珍藏着清道光年间江都（今扬州市）名士孙宗礼绘制并题有长跋的《史公可法遗像》。经过查考（包含识谱、理谱的过程），我确认老人就是史可法副将史德威的第12世孙，而史德威乃史可法嗣子，这在名著《梅花岭记》中有据可查。“史可法后代在兴化”这一结果的确认，不仅是对老人的安慰，也是值得所有兴化人引以为荣的事。

还不仅仅是史可法的后代，经过张培元的研究、考证，发现大书法家颜真卿，北宋大儒朱熹、周敦颐，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明代钜富沈万三和“明四家”之一仇十洲、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等，都有后裔在兴化。此外，张培元还发现和探索了近代重要人物的家族史料及线索，如南通实业家张骞，无锡实业家荣德生、荣毅仁等与兴化的渊源。当然，张培元看人家的家谱也不是白看，他在认真研究、反复考证、旁征博引、详加比勘后，会帮人家将家谱理清，并指导人家如何续谱。

目前，张培元通过各种方法与途径征集到的各种版本的家谱有20多种，发现家谱收藏线索30多条。同时，他先后为爱立信保险集团驻香港代表解刚先生，海内外钱氏文化研究会钱万胜先生，《任氏通书》编委会副总篡任天京先生，加拿大大温哥华区“加华博爱会”副会长、著名农业专家徐通真先生，南京理工大学李德昌教授提供了续修家谱及查询、寻根、寻亲等综合服务；分别帮助扬州知名学者顾一平先生、在兴化戴南工作的盐城人士姜树伟寻找《顾氏族谱》、《句容姜氏宗谱》；所撰的《部分兴化家族谱牒简述》一文，为江苏省语言学家鲍明炜、泰州市方言专家俞扬研究泰州、兴化方言的形成提供了佐证。

张培元认为：谱牒学研究意义有三：一是补正史之不足，在家谱中能发现许多史书记载中空白和模糊的东西，并考证出用其他方法无法考证的史实，从而为研究地方史乃至中国历史提供证据；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通过家谱能将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消除拜金主义造成的人际关系的隔阂和冷漠；三是造福桑梓，通过家谱的“链接”，引发同姓族人开展寻根、叙祖、认宗等活动，可以吸引海内外人士来兴化旅游、投资、经商。

远隔着千年的门槛，张培元遥遥向里张望的神情是那样的专注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