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上一般提到钱壮飞有一儿一女，女儿叫钱椒，儿子叫钱江（明白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什么叫钱之江了吧），钱江后来担任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厂长，于2005年4月去世。实际上，钱壮飞还有一个女儿叫钱蓁蓁，后改名叫黎莉莉，她从师黎锦晖，并认他为义父，后改成他的姓，并于2005去世，另外还有一个次子，叫钱锽，后改名叫钱一平，今年80多岁了。
参考资料：
转引一篇写钱江的文章：
导演钱江
关注钱江，是因为他的影片《一样的月光》。一个浙江电子工学院毕业的网络工程师拍起了电影，并且还获得了2004“两岸三地”影展剧情片单元最佳影片春天奖，以及2004北京大学“乡土电影”节“关注”单元“最佳导演”奖。
初见钱江，发现他是个健谈的人，一边说话一边做着许多手势。他说自己是从兰溪乡村出来的，对农村熟悉，也有感情。他觉得像北京、上海已经非常城市化了，这些城市是广阔土地上的几个盆景，真的生活，主体还是在乡村，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社会。所以就有了这样一部影片。
真正促成钱江拍摄《一样的月光》的原因是在去年的春节，钱江从学校回家过年，在村口的机耕路上，一个“光头”从三轮卡上冲他喊，还有一年就刑满了，他是钱江的初中同学，在钱江读高一的时候就“进去”了。回家后，钱江才知道，以前与他一起长大的同龄人中，入狱的有9人之多。“我从小和他们一起长大，对他们很了解，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在初中毕业后，无事可做，整天在村里混，赌博、打架，甚至到公路上找货车司机讨东西，后来，在严打活动中，他们许多人被判了刑，最重的被当做车匪路霸判了10年，把青春都留在了监狱中。”三轮卡“轰轰”远去，那声音却成为某种召唤。
这部影片的英文名字叫“life is gone（失踪的生活）”，片子是在钱江的家乡———兰溪墩头拍摄的，影片中的人物讲的是方言。主要讲主人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失去的东西，开始是梦想，然后是情感、尊严，最后是友情。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人们失去了太多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钱江更加想关注的是在这样的变革中，是谁在付出成本，是什么样的人在付出成本。
钱江曾很认真地问我：“你割过麦子吗？” “农忙的时候我有义务帮亲戚干农活，帮他们割麦子，清晨五六点就要开始干活。我本来个子就小，又是小孩，一个非常矮小的孩子面对大片一望无际的麦子没有丝毫诗意可言。我喜欢有句诗——‘整个农场是个巨大的眼睛，劳动是最黑暗的部分’。”最初生理上的痛苦、饥饿及生活体验构成了他现在所表达的基础。所以，钱江把《一样的月光》“献给自己的母亲”，在片尾郑重地打上了这样的字句。他说：“我母亲2002年10月过世，才56岁，我很内疚，母亲临终前，对我不放心。那晚，面对家人我选择坚强，却偷偷地在金华中心医院边的小巷子哭了很长时间。”
这是一部作坊式的低成本影片，但花费了他全部的积蓄。他说，自己对《一样的月光》这部片子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其实导演不是真理者，更不是天才。他们都是弱者，特别是年轻导演都比较焦躁，懦弱，他也同样。但也是电影给钱江带来最初的感动。
1994年左右，校园民谣流行的时候，钱江刚读大学。他开始玩吉他、写歌，还去浙江师范大学电影院开过演唱会。1998年至2000年钱江在中国联通浙江分公司工作，2000年后去杭州电信做网络工程师，2001年底就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理论史）专业，师从周传基教授。
“虽然你在学电影，但离电影太遥远了。”钱江说，那时班上有12个同学，里面有好几个是制片厂子弟，属于行里的。班里有个女生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成什么社会了，阿猫阿狗都能当导演”。这话对钱江刺激非常大。对很多人来说拍电影是要讲出身的，它是一种特权。所以，钱江说，我自己会在失去创造力的那一天离开电影，从这一点上来看电影不会是我的终生职业。
钱江现在主要是接拍杭州、上海的广告，有的时候给浙江台合拍点有想法的东西，给报纸写稿，生活还是有保证的。
他说，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平庸，日复一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