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核病俗名痨病，病名在中国历代沿用很多，宋代以前，反映结核病的传染性的名称有尸疰、劳疰、虫疰、毒疰、鬼疰、传尸等。根据症状特点名称有肺瘘疾、劳嗽、急痨等。从宋代开始用痨瘵（痨病）作为统称，代替了其他名称，从晚清至今，中医称肺结核为肺痨。西医传入我国后，一般称之为肺结核〔3〕。

1．1 我国古代对结核病发现的认识

古代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素问》所载“传乘”，其症状有“大骨枯稿，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腘”等。

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描述“虚劳”有“手足烦热、盗汗、虚烦不得眠”和“马刀侠瘿”等，都与肺结核症状和淋巴结结核相类似。“传乘”、“虚劳”虽难肯定就是肺结核，但包括肺结核。

华佗的《中藏经.传尸》描述为“或因酒食而遇,或问病吊丧而得,…钟此病死之气,染而为疾,故曰传尸也”。“传尸者非为一门相染而成也，人之血气衰弱，藏府虚赢，中于鬼气，因感其邪，遂成其疾”，说明结核病不一定造成全家传染，只有抵抗力低的人，才会感染发病。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医学家已经能辩证认识到肺结核病的传染性。

晋代葛洪 (281～361年)在《肘后备急方》中论及“尸疰”一病：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由此可以看出，葛洪已初步认识到结核病是一种家族性传播的慢性传染病。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虚劳咳嗽候》说明肺痨是以咳嗽、胸痛、喘息、咯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已经把尸疰、毒疰列入肺脏病篇。同时期的王焘《外台密要.卷十六》指出:“肺痨热,损肺生虫,…生肺虫,在肺为病”，提出“肺虫”致病说。唐代王焘 (公元8世纪)援引《苏游论》说，“肺劳热损肺生虫，形如蚕，在肺为病”，设想到“虫”活生物可能为肺结核病原体。

宋朝许叔微《普济本事方·诸虫飞尸鬼疰》认为：“肺虫居肺叶之内，蚀入肺系，故成瘵疾，咯血声嘶”。宋朝的陈言《三因方》与严用和的《济生方》均列入痨瘵专篇，将肺痨与一般的虚劳区别开来。同期的杨仁斋在《仁斋直指方》中提出：“治瘵疾，杀瘵虫”的治疗方法。

元朝的朱丹溪《丹溪心法·痨瘵.附录》记载：“盖劳之由，因人之壮年，气血完聚，精液充满之际，不能保养性命，酒色是贪，日夜枕嗜，无有休息，以至耗散真元，虚败精液”，强调痨瘵形成的内在因素，至病机理为“火盛金衰”。元朝的葛可久所著《十药神书》在充分认识肺痨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肺痨治疗的首部专著。

明代的李梃《医学入门》指出肺痨六大主症为：“潮、汗、咳嗽，或见血，或遗精”。龚廷贤《寿世保元·劳瘵》指出肺痨的致病机理为:“由相火上乘肺金而成”。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云：“至若劳瘵之有不同者，或以骨蒸、或以干咳，甚至吐血吐痰，营卫俱败，尪羸日甚，此其积渐有日，本末俱竭而然” ，认为肺痨是慢性消耗性疾病。刘渊然在《上清紫庭追痨仙方》中阐述，“传尸痨瘵皆心受病，气血凝，故有成虫者，盖由饮食酒色忧思丧真，遂至于此”，指明肺结核发病常先由各种原因耗伤元气，减低抵抗力，然后“痨虫”之类外来病原体才会侵入体内而致病。李中梓《医宗必读.痨瘵》确立了“补虚以补元，杀虫以绝其根”的治疗方法，认为：“能杀其虫，虽病者不生，亦可绝其传疰耳”，强调了为预防传染，杀虫十分重要。徐春甫 (1537)《古今医绳》中谈到:“凡人有此症，便宜早治，缓则不及事矣”，“凡亲近之人不能回避，须要饮食适宜，不可着饿，体若虚者可服补药，身边可带安息香，大能杀劳虫”。一方面强调早期治疗，另一方面也向密切接触者提出注意保健，防止接触感染。

清代李用粹《证治汇补》对结核病的描述：“痨瘵外候，睡中盗汗，午后发热，烦躁咳嗽，倦怠无力，饮食少进，痰涎带血，咯唾吐衄，肌肉消瘦”等〔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