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枢(1257～1302)，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官太常博士,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可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二人书法当时并称“二妙”．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做字，笔力遒健，同时代的袁褒在《书林藻鉴》中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而书法家陈绎曾也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曰：胆！胆！胆！”可见他敢于创新的精神．他的楷书有《李愿归盘谷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笔法古朴，字体严谨，气魄恢宏．行草有所写的自做诗《大字书赞》和《唐诗草书卷》，更现笔法纵肆．此卷若与鲜于枢的《大字书赞》和《杜诗卷》〔现藏故宫〕相比，在气度开放和笔锋节奏上要远远超过前二者．

在唐代，曾有两位大诗人写过《石鼓歌》，一是韦应物，一是韩愈．鲜于枢所写的《石鼓歌》是韩愈所做的七言诗．韩愈〔768－824〕是唐代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史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先后赴卞州董晋和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处任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后移袁州．不久回朝，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石鼓》于唐朝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1108年〕，将其迁到卞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金兵进入卞京后，看到石鼓认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日战争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的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于刻字位置与原石鼓有不少差别．石鼓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的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字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流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

鲜于枢行书《石鼓歌》传世有二件，一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于大得五年辛丑，年45岁，伯机即逝于此年，盖绝笔也．书于经折纸上，表为横卷．其二即此卷，虽无款，而笔法圆劲雍容，挥洒自如，望而知其为鲜于枢最成熟期之精品，且纸墨完结，又胜大都会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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