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解释说，当时自己有身份上的困扰。“在大陆我是海外华人，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在爱荷华我是中国人，我到底是哪儿人真是搞不清楚。”聂华苓自述曲折的身世：“我1929年出生，在武汉长大，要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我们全家就住在日本汉口租界，我听的是日语，看的是日文，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就离开武汉，后来辗转到了四川。那时候在四川，我们被称为下江人，等于和四川人是两个国度的人。后来1949年到了台湾，就是外省人。到1964年从台湾去了美国，在美国我也不是美国人，也是外国人。所以我总是和外籍有关系。”

她说，到2001年以后，她才开始动笔，但也没有想出书，就是一天天写。“写到最后一看，我突然发现我到底是什么人了。”正如她在序中所写“我是一棵大树，身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本书对她来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余华戏称“这本书对于写小说的人是有害的”

参加首发式的作家们纷纷回忆起当年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与聂华苓交往的往事。作家刘恒说，他在聂老师身边度过三个月的光阴，最深的三个印象，一是她家的饭桌，“因为我在那儿吃不到中国餐，经常到聂老师那儿蹭饭，吃了很多晚餐、中餐，还有夜宵。”二是很大的书房，“书房里的电脑始终开着。聂老师经常跟我们念叨的事情就是这个书稿，她说在搜集照片，也在撰写文字，希望让这个重要的作品能够把她的人生经历反映出来”。三是先生书房。“聂老师丈夫的书房始终按他生前的样子布置，书房正对着爱荷华河。聂老师跟先生感情非常深，也经常跟我们讲起他生前很有趣、很值得怀念的一些事情。”

在余华眼里，《三生影像》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记忆。他说自己读后的强烈感受是“生活真的非常美好”，不管你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最终你还会认为它是那么的美好。还有一个发现，“生活并不属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属于我们以后的回忆”。他笑称，“我觉得这本书对于写小说的人是有害的，让他们会怀疑写小说还有什么意思。”所以，“从现在开始，十年内我不能再读传记了，要不然我又写不了小说了。”